丘濬(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丘濬（1421年/1420年-1495年），又名丘浚、邱濬，字仲深，号琼台、琼山、深庵、玉峰，别号海山道人，世称琼台先生，海南琼山县府城西厢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金花村），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理学家，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丘濬6岁丧父，由祖父和母亲抚养，家境贫寒，借书苦学。正统九年（1444年）乡试中首名举人（解元）。景泰五年（1454年），殿试中二甲第一名进士，授庶吉士。天顺八年由经筵讲官升侍讲官。成化三年（1467年），升侍讲学士。成化十三年（1477年），授翰林院学士。十六年（1480年）加封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晋升为礼部尚书。弘治四年（1491年）加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国家军机决策。74岁时，他右眼失明，上疏请求致仕，未获准，加封太子太保兼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八年（1495年）春在北京病逝。追封左柱国太傅，谥文庄。

丘濬一生著作甚丰，参修《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通鉴纲目》等，著有《世史正纲》《家礼仪节》《朱子学的》《大学衍义补》和诗文汇集《琼台会稿》等，共226卷被收入清乾隆修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是海南历史上著作选入《四库全书》最多的作者。此外，还著有《成语考》以及《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五伦全备记》等剧本和《群书抄方》《本草格式》等医药论著。丘濬的《世史正纲》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历史学思想，集中表现为治史观、古今观、华夷观、君臣观四方面。其治史观强调史学的重要地位，同时强调著史之人应具备崇高的德行，客观公正的记载历史事件。经济思想方面，他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是其经济学说的纲领。该主张比英国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于17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价值论早了174年。司法方面，丘濬主张立法简明易懂；君主应以身作则，要求自己遵守法律，在此基础上要慎重的任用司法官员等。

丘濬在明朝宰辅中即以“博极群书”著称，被前人誉为“当代通儒”，史载他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凡六经诸史，古今诗文，九流笺疏之书，以至于医卜老释之说，都有研究。他还与唐朝张九龄及宋朝余靖、崔与之被称为“岭南人物之首”。丘濬革新了以明理学为主导的思想，引赴了务实浪潮。他虽以政治家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丘濬关于“诗出乎天趣自然”的创作主张，开创了一代诗风，中国诗界奉为诗的最高境界。丘濬留下的诸多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丘濬的家国情怀、廉洁品质、探索精神、民本思想等，具有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一说1420年），丘濬出生于海南琼山区府城西厢下田村（今海口市市琼山区府城镇金花村）。史料记载，丘濬幼年天资聪颖，书看一遍就能背诵。6岁就能赋诗，7岁丧父，母亲李姓教他读书，12岁时以七律诗《五指山》而闻名。幼时勤奋好学，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以读。明正统九年（1444年），二十四岁的丘濬首次参加广东省乡试获得第一名。后入国子监读书。

受封入翰林

景泰五年（1454年），33岁的丘濬登进士第，置二甲第一，授翰林庶吉士。同年参与编纂《寰宇通志》。书成后任翰林院编修。天顺七年（1463年）上书朱祁镇皇帝请免调海南省卫所官兵参加内地防务，只专门负责琼州治安，使广大海南军人免除远离乡土之苦。同时向大学士李贤提出处理两广“平乱”难题的建议，均得到皇上嘉奖。天顺八年（1464年）由经筵讲官升侍讲官。同年，开始酝酿编纂《大学衍义补》。

成化元年（1465年）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于谦受诬辩白，而直书其功劳。同年，他给内阁大学士李贤写了封长信，对镇压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猛族的叛乱提出了策略。李贤将该信呈给朱见深朱见深，得到了李纯的赞同并下令执行其镇压叛乱之策。这使得丘濬名声大噪。成化三年（1467年），《英宗实录》编纂完成，升侍讲学士。

服丧离职

明成化五年（1469年）至明成化九年（1473年），丘濬服丧离职在家为母守孝。丘濬借着这一次回乡，在府城西北隅创办了奇甸书院，成化八年（1472年）在府学堂后建“藏书石室”一间，他将积攒多年、经他本人精选的图书藏于其中。石室所藏书籍全部公开，供家乡学子自由借阅，不少海南省学子在此阅读书籍，获益匪浅。

屡次晋升

成化十二年（1476年），他参与纂修的《续修通鉴纲目》完成。成化十二年（1477年）四月，丘濬擢升为翰林院学士，四个月后晋升国子监祭酒，同年开始动笔编纂《大学衍义补》。十成化六年（1480年）加礼部侍郎职，仍主持国子监祭酒事。丘濬身为国子监祭酒，还站在主考官的角度希望“命题者随文取义”，不要有偏离正统文风的题目出现。无论是考官出题还是考生答卷，唯有恪守经书之旨，不求险怪新奇，方能保障科举制度的稳步运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丘濬编纂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丘濬编纂该书是鉴于宋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只叙述了修身、齐家，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内容。这使得有“爱君忧国”之心的丘濬决心补上这一内容。书成之后，他写《进大学衍义补奏》。这时，孝宗已经即位，批道：“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于政治，朕甚嘉之”，并命福建布政司刊行。同月，丘濬升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1488年），李淏命丘濬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四年（1491年）八月，《朱见深实录》成，加丘濬为太子太保，十月又进升文渊阁大学士。这时丘濬已经七十一岁。同年，他请求将《大学衍义补》里的建议付之于实践，并得到赵昚的赞同。然而由于一些原因，丘濬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晚年经历

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借天象变异等事，向皇帝上时政疏十余万言，列举时弊二十二事，希望皇帝能够采纳他的意见，改革陋政弊习。孝宗见了以后，表示采纳他的意见。同年，他以眼病为由，上《壬子再乞休致奏》，盼望如欧阳修一样放归故里，但朱祐樘不允，降下“今后凡大风雨雪，俱免早朝”的圣旨。第二年（1493年），丘濬右眼失明，李淏皇帝命免朝参。七年（1494年），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由于长年受病痛折磨，他变得越来越没有耐性，总是与其他的官员争吵；一次，其与同僚在内阁争吵，一怒之下摔了顶戴。此外，他与吏部尚书王恕关系恶化，甚至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弘治六年（1493年）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因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赵昚不理睬。

卒于任上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初四日，丘濬死于北京任上，享年75岁（一说76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特进左校国”，谥“文庄”。三月十二日，孝宗又撰写了《特赐谥策文》，命行人宋恺扶灵将遗体运回海南省，灵柩抬到海口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明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乙酉日，朝廷为丘濬进行谕葬，丘濬的灵柩归葬他自己圈定的“五龙池之原”。

家族成员

主要著作

国史

他曾参与《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他著有国史《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通鉴纲目》等。

理学、经济之策

他著过匡时济世的理学、经济之策《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朱子学的》等。

医书

他写过药方医论《群书钞方》《本草格式》《重刻明堂经络前图》《重刻明堂经络后

图》等医书。

诗文

丘濬一生写下诗文无数，多达几万首，大多遗失。丘濬门生寮友等搜集整理的丘濬诗文集有《琼台类稿》52卷、《琼台吟稿》12卷（收诗705首）、《琼台诗文会稿》（诗词约900首，箴记序论等380多篇）、《丘文庄公集》等。今人周伟民、唐玲玲等辑校的《丘濬集》十册，是迄今所见收录最全者。

此外，他还著有《家礼仪节》《丘文庄公集》《平定交南录》1卷、《成语考》2卷、《五伦全备忠孝记》4卷、《投笔记》4卷等。《钟情丽集》是一本以海南岛为背景的中篇文言小说，写了海南本土才子与佳人的爱情故事，虽与“理学名臣”身份相去甚远，但明清不少学者认为此书正是丘濬所作。

思想主张

经济治理思想

配丁田法

丘濬认为，农业活动是社会最本质和至关重要的经济活动；所有人，都是由于农业活动而能存世的。这是因为人们是通过种植业和养殖业得到生活的保障。因此，丘濬认为，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养育人民及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和富裕的基础。他反对历史上的“均田制”及土地国有相关主张，提出了“听民自便”的土地管理方案。他进一步提出，对土地兼并行为要严格管控，并明确提出了“配丁田法”这一理论，认为“丁”“田”达到每丁户一顷的限度时，就应禁止买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官僚及地主阶级可以优待，减免他们的劳役，但决不能减免他们的赋税。这一办法，目的是对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行为加以严格限制。

民自为市

丘濬继承历代以来的重民思想，强调民众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他认为“民富”才能“国富”，主张重视商贾利益，强调“市者，商贾之事”，要给商人以充分的经营自由，反对国家过多干涉商业活动，“争商贾之利”“夺富与贫”。一方面，丘濬尊重市场调节。他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市场交换中自然形成的，在国家不为、“民自为市”的市场环境下，商品价格与市场交换相依相生，“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若国家过多干预，则“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常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从而丧失了听民自为的灵活性和自适性。他反对官府打击商人囤积居奇，认为贫、富都是“吾民”，富人所有即国家所有，当富人货物充足时，“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依赖市场调节即可。另一方面，丘濬反对国家专卖。丘濬认为自然资源是公共之物，君主“擅其私”违背了天地生物之意和上天立君之意。因此，他反对官府对盐、茶等的垄断经营，提议以法令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将盐、茶等官营改为国家监理下的私人自由生产和经销制度。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商品的流通渠道，繁荣经济，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此外，丘濬还提出要维护交易秩序。

开放海禁海运

丘濬深谙海运之利，他从国计民生的经济效益出发，倡议开放海禁，开辟海路，搭载私货，沟通南北市场。他建议恢复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商人出海前，需事先申报其商船料数、货物种数、经行地区、返回日期等，返回后货物也需先由官府封检、抽税，其后才能入市交易。同时，他力主恢复海运，他认为，海运既能缓解漕运压力，节省费用，沟通南北，富足国用，又可减少军卒，充实国防。丘濬研析《梦溪笔谈》，结合自身阅历，从海船的设计和装备、舵手与船工的选择和人数、海道的勘察和造册、气象的观察与应对、运载的重量和课税等方面制定了详尽的海运方案，立足全局视野，颇具实用价值。

优化货币制度

丘濬反对滥发货币，点明钱币乃利权所在，人们往往为利而争，因此最好由国家垄断铸币权。他从朴素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提出“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一方面，纸钞是以化费人功少之物来交换化费人功多之物，是用“无用之物”交换“有用之物”，不符合“物与币两相当值”的原则，会造成通货膨胀，导致乱亡之祸，主张使用金属货币；另一方面，流通的货币必须足值，铸钱要“不惜铜，不爱工”，符合标准。丘濬价值观点的提出，可谓世界最早，比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威廉·配第在17世纪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早了170多年。在货币发行方面，丘濬建议规定银、钱、钞之间合理的换算比率，实行“银本位”的三币制。即“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银和钱钞相权而行，规定银、钞、钱之间的比价，“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

加强财政管理

明中期科派频仍，冗食滥赏，费用无度，以致“国计空乏，民生穷困”。为节财抑耗，丘濬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财政主张。一是控制收支。财政收支关系“国之贫富，民之休戚，兵之强弱，世之治乱”，因此经济活动要量入为出，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裁免浮费，取用有节。为此，他提出了具体思路：一方面，编制国家预算。具体而言，根据本年度的收支结余，在十二月下旬由户部会同执政大臣，“通行计算”次年的收支和储备情况，而后上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数，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岁或不足，何事何从减省，某事可以暂已”。另一方面，加强收支统计。丘濬指出，国家之大，支出之多，必须“为籍以纪之，设官以稽之”，做好收支记录和监督稽核，防止有司欺蔽。因此他主张在户部卿、佐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主要负责稽岁计出入，审物产丰约，权货币轻重。同时，仿唐宋旧制，将洪武至弘治时期的租额年课、官员俸禄、祭祀杂费等数据，按朝分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二是稳定物价。商品价格稳定与否，直接影响财政收入。一方面，丘濬建议有司按时上报当地粮价，层层上报，使政府掌握各地钱谷之数，验视民食是否充足，还可在价低与价高的地方之间“通融转移”，以保证钱余谷足，维持物价稳定。另一方面，丘濬建议在各地设立常平司，按市价广泛收粮贮谷，以充边储，可通融调剂，亦可易换他物。这一方案对“养民足食”、稳定物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史学思想

重史德、史识的良史观

丘濬十分看重史官的作用，他宣称：“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对于史官治史所需具备的才能，史家的论述也有所不同。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官必须兼有才、学、识三者之长。在丘濬的眼里，这还不是根本。丘濬认为：“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溪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其所关系夫岂小哉。”心术正可以理解为德性佳，即史家治史更需具备的是史德。清代学者章学诚也十分重视史德，并进一步将刘知畿的“史才三长”发展为“史才四长”，即史才、历史学、史识、史德。

重“夷夏之防”的正统观

“夷夏之防”形成于先秦时期，并成为华夏族处理与看待和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准则。汉代以后“夷夏之防”逐渐发展为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丘濬史学思想中也有着明显的重华夏而鄙夷狄的正统观念。丘濬对汉匈和亲政策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无非是华夏后裔与夷狄婚配违背了夷夏之防的准则。丘濬对江统“徙戎论”予以肯定，并进一步发展为“灭戎论”，认为只有将戎夷消灭殆尽方才能使其无法为祸中原。丘濬否认夷狄建立起的元王朝正统地位。

重君臣大义的名教观

丘濬历史学思想中包含着强烈的名教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女性统治者临朝称制的强烈不满，二是对君臣名分的高度肯定与维护，三是为维护名教大义批判统治者接纳佛教。古代中国是男权统治下的社会，丘濬对女子当政深恶痛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重“以史资治”的垂训观

丘濬“以史资治”的史学思想在其私家史著《世史正纲》中有着充分体现，例如认为秦朝统治者奢侈无度，大肆营造宫殿，无视民间疾苦的行为最终导致胡亥而亡足以给后世君主警醒。对秦始皇生前未能够妥善解决立储问题而导致奸宦误国的行为，丘濬提出“后世人主，可不鉴诸”。对秦以宦者赵高为中丞相一事，丘濬指出“此后世用宦者辅相之始，万世之下可以鉴矣”。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丘濬所处的明王朝正是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的典型代表，这也意味着丘濬著史以求规劝统治者励精图治的良苦用心并未奏效。丘濬在《世史正纲》一书中对皇帝随意改元亦提出了批评。丘濬所处的明王朝除朱祁镇皇帝有着“正统”和“天顺”两个年号，其余诸帝都未曾改元，这让丘濬感到十分满意，认为前朝皇帝改元的不正之风并未影响到明王朝的统治者。

藏书思想

为经世致用而藏书

在丘濬看来，图书典籍的功用至关重要。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图书典籍这种载体，才使今人窥见往事，后人得以了解当今安邦治国的思想。简言之，图书典籍系作者与读者所处的传统与当下两者之间的视域融合载体。其作用之大不言自明。图籍的藏储方式关系到图籍的存亡，治国应以整治图籍为先务；图书典籍收藏传承了古今帝王之政治统治经验、臣民的道德规范，对经世治政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藏书于民不如藏于官，惟有国家设立储藏图籍之所，才能保证建立起除经史子集外，还兼具天文、地理、方志等完善的藏书体系。而私人藏书家常因迁徙而无法持续地、广泛地收集图书或因个人偏好各异影响到图籍收藏的完整性。这一观点凸现明代学者对官藏图书的认知定位。

为传承文化而藏书

由于技术的发展，明代刻书业有了较大发展，官刻、私刻都比较兴盛。丘濬主张将朱元璋皇帝的著作雕印行，扩大书籍的流布，使普通民众有机会读到太祖皇帝的著述。除此之外，他从文渊阁的藏书中找到《武奚集》等底稿加以刊刻。凡此种种，均系通过增加流转图书体量来扩大阅读受众覆盖面，以期实现更为广乏的思想文化传播。丘濬之前的不少文人卢贤拔对图书典籍的功用都有所述及，但只有他将书籍界定为传字文明的载体。尽管这一观念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已成为共识，但其创导者丘濬的贡献应该为历代学人所记取。

为开放阅览而藏书

古代藏书或藏书楼功能定位如何界定是学界历来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大多学者认为，就整个藏书发展史来看，无论是私藏还是官藏均形成了以藏为主的藏书基本理论。这一理论规约着历代藏书事业的发展。然而，丘濬藏以致用为主导的藏书思想则与上述主流观念大相径庭。在丘濬看来，藏书的宗旨主要是为了开放阅览。因此，对于朝廷的藏书，应抄校内府所有书籍，分颁复本至各省官府学校，让士子有书可读。对私人藏书，丘濬曾在《藏书石室记》里记载了早年求书藏书的艰辛经历，“或从市肆借读，或从亲友然而，抄录书籍也能有所收获。如《群书抄方》就是丘濬通过抄写辑录而成就的一部医书。正是诸如此类经历的累积与沉淀才使他成为明朝的藏书家。与此同时，丘濬力求将上述“藏以致用”的理念付诸实践。他在琼山区守孝三年期间建成奇甸书院，并提出书院只承袭前朝基于讲授形式的教化功能还远远不够，同时应该为民众提供自主学习的场所。因此，在县府学堂后用平生所积攒下来的银两兴建了一座对外公开的藏书石室，供学子阅读。虽然丘濬兴建书屋的宗旨在于使本乡学子有书可读，不至于受四处寻求之苦，但尚未实现广义的对外开放式阅览。然其能开风气之先，仍不失为一种先进思想理念的倡导者。

司法思想

诉讼思想

“简而明、久而信”之法律

丘濬主张立法简明易懂，民众了解法律，知道什么行为会触犯法律，才能去遵守法律。使百姓都通晓法令，官吏依法执行，天下才能太平，若是法令繁琐，百姓不懂法，或者法令条文混乱不清晰，司法官员不能正确执行法令，有法等于无法，必将导致国破家亡。丘濬认为立法在保持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还应当“因时制宜”修订和补充，如在《大明律》之外用“例”的形式补充律文。

“易直仁厚”之法官

丘濬主张君主应以身作则，要求自己遵守法律，在此基础上要慎重的任用司法官员，他对司法官的选任、治狱之道、施用刑罚等都有详细的要求，司法官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利益，仅依靠严酷刑法的司法官是不能使百姓信服的，且严刑酷法极易导致滥讼冤狱。丘濬认为司法官首先必须自己懂法，知法而后用法，当然这里的“知法”不仅仅是照本宣科，而是要了解法律条文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即“知立法之意”，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才能不守死法而能灵活应用。其次，司法官既要威明并举，伸张正义，也要刚柔相济，奉行人道主义，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时候，注重人证与物证的搜集和调查，谨慎地执行刑罚。

诏狱：非法之刑

丘濬是极为反对在司法机构外设立组织干预司法活动的，法外用刑会伤害法律的公正性。丘濬坚持反对诏狱制度的应用，应使司法机构具有一定的司法独立性，达到法律的公平性。

审判思想

重证据

丘濬认为在司法审判中，诉讼证据是极为重要的，是司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如丘濬认为对于百姓之间的纠纷，比如合同纠纷审理时要查看签订的契约，按约定考察双方履约情况，双方当事人也应该有所警觉。比如盗窃、抢劫案，要注意收集物证和人证，包括作案工具、目击证人、贼赃等。丘濬反对刑讯制度，他认为刑讯之下最为容易产生冤狱，而且酷刑有违仁道，因此一定要注重收集证据，并对证据进行反复质证。只有这样经过详细的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定罪量刑，才能使百姓信服。

“原情定罪”

原情定罪是指审判断案时，除了须查清案件事实，还应追究衡量当事人的犯罪目的或者说犯罪原因来确定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以及确定罪行的轻重。丘濬认为对过失犯罪要尽可能宽宥，而对故意犯罪要严加惩罚。丘濬坚持“因情而求法”，是因为审判断案如果只考虑行为人的客观行为，那么就“无不可加之罪”，容易导致滥刑。

“蒋介石”

定罪量刑在司法审判中尤为重要，对此丘濬主张“中”。官员在帝王带领下中正治狱，发挥刑罚该有的功能，解决社会矛盾。司法官必须掌握中正治狱之法，即明察实情，严正刑罚，对犯罪行为准确判断、罚当其罪；掌握中正治狱之度，即刚柔并济，奉行人道主义。

诉讼期限

丘濬所处的时代经常出现案件拖久不决的现象，导致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罚，百姓的利益无法及时维护，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就愈加增多，因此，对于诉讼审判丘濬一直强调要严格遵守诉讼期限，包括案件受理期限和案件审理日期，法律都应该有详细的条文记载，并且应该令司法官严格执行。

施罚思想

“罪责自负”

丘濬认为个人犯罪时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罪责自负”最好的诠释。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极力反对株连等制度。丘濬认为连坐制度过于残酷，有违仁道。丘濬认为株连制度泯灭人性，破坏了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基础，建议朱祐樘应该废除连坐制度。丘濬认为主张出嫁女应该随丈夫家的罪行而治罪，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写入律文中。丘濬由此引出后世应继承该法令，排除非在室女受母族连坐。

慎刑恤狱

丘濬传承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德主刑辅”的理念，主张德教是主要的教化臣民的手段，在道德教化不能发挥效果的情况下施用刑罚，刑罚的目的是弥补德教的不足，因此，儒家所主张的“德治”、“仁政”都是慎刑思想的基础。在具体实施刑罚手段时，丘濬又强调司法官吏应心怀仁爱之心，禁止无故滥刑、重刑，注重“明德慎罚”，强调祥刑，看重百姓的生命。丘濬所主张的恤刑应当是刑当其罪的，罪刑有度的，而不是一味地滥刑。他认为帝舜在对待刑罚问题上都尤为强调以敬为心。

尊重生命，主张人道

丘濬认为就算是罪犯也是拥有基本权利的，当然丘濬所指的主要是指生命权。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生命也只有一次，因此丘濬认为对待生命必须慎重，要有基本的人道主义，不能随意剥夺或者肆意实施肉刑。

主要成就

在明代近300年的历史中，丘浚的经济思想最具有系统性和重要性。他的最显著特点是主张经济自由，认为皇权和官方不应该干涉经济，应该让经济自由发展。他反对加税、控制土地兼并、官僚商人等。可以说，明代中后期以后的许多思潮、政策和党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例如奢侈论、享乐思潮等，都间接地受到他的思想。王守仁、高拱、张居正等人的执政思想也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影响。他最著名的理论是“相生相养论”，即每个人都应从事一种职业来进行经济活动，而人们的经济活动又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让每个人都发挥各自的作用。但统治者不应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应坚持“自为论”，甚至对于高利贷等现象也应该任其发展。

理学

作为理学名臣，丘濬崇敬朱子品格，认同朱子理学，并对理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还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其民本思想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在同时代人中无出其右。为使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丘濬又研究和发展了古代理财思想，成为古代理财学说的集大成者。对于为君之道，丘濬强调君主应该效法天道，做到秉公为政和广开言路。这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他还主张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前者蕴含认祖归宗、凝聚人心的重要意义，后者体现为推崇儒学、礼敬圣贤、培育人才。概而言之，理学思想是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民本论与理财观则是重要基石，秉公为政与广开言路是其核心内容，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则是根本要求。这四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统一，共同构成了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其思想精华可以凝练为"审辨几微，心存至公"，这对于现代人的修身立业和治国理政不无参考与启发意义。

史学

丘濬在著史方面，亦颇有建树。成化十年（1474年）在尚书彭时的推荐下，参与《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该书于成化十三年四月书成并奉表上呈，朱见深亲自为之写序。成化十二年（1476年）他又花费大量心血，仿效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和吕祖谦《大事纪》的编写体例，撰作了《世史正纲》32卷。丘濬一边叙述历史，一边评论历史，叙论结合，以著世变，明道义，正纲纪，阐述和宣扬他的经学历史观。丘濬在《世史正纲》中提出了重史德、史识的“良史观”。其历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两个方面。在史识方面，尤其是对王朝治乱兴衰，他有独特见解，指出王朝若要兴盛，除需具备开创之主，也要有中兴守成之君，认为开创之主所建立的基业，继任之君若无力巩固，王朝终不免走向灭亡。丘濬曾作为修纂官参与《英宗实录》的修撰工作。丘濬的史德体现在他能够秉笔直书，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一是敢于为于谦正名。当时有人仍坚持朱祁镇时的观点，将于谦定为不轨之罪。而丘濬则据理力争，《明史·丘濬传》载：“至修《英宗实录》，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濬曰：“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国家就很危险。事情久已有了定论，于谦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辩白清楚。”他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政治

丘濬以政治家见称于史。他一生仕途顺畅，官至卿相，且著书立说，为世人敬仰。丘濬于景泰五年（1454年）获进士，一生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弘治七年（1494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市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史载他七岁时写的《五指参天》一诗，显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

经济

丘濬具有独特的经济思想，他的《大学衍义补》首开经济思想，革新了以明理学为主导的思想，引赴了务实浪潮。《大学衍义补》是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丘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比欧洲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劳动价值论”要早173年。他还是明代中叶的重要经济思想家，具有极为丰富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他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于《大学衍义补》一书中。

文学

他虽以政治家见称，在文学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丘濬关于“诗出乎天趣自然”的创作主张，可以说开创了一代诗风，迄今五百多年，尚为中国诗界奉为诗的最高境界。丘濬诗作大都体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戏答友人论诗》是最能表现丘濬的创作观的。诗云：

吐语操词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

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词。

时人评曰：“丘濬或雄浑壮丽，以气势胜，或明白如话，以意境胜，均有独到之处。”

他的剧本《投笔记》《罗囊记》《学鼎记》和《五伦全备记》，被认为“启导了明代文人创作传奇的风气”，后者在17世纪更流传至韩国，被译成韩文，作为学习中国语的教本。

诗赋

丘濬年少则能写诗，著名的《五指参天》即为他少年时所作。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有言：“少孤，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今所存《琼台集》，尚千余首。”《琼台诗文会稿》一书，收录了丘濬的诗、词、赋、记、传、杂说等千余诗文，这仅是留存下来的诗文，丘濬“平生作诗几万首”。丘濬的诗在明朝深受推崇，时人争相索求，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但缘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库全书》的《重编琼台稿》所录不过三百。

《五指参天》

丘濬著

五峰如指翠相联，

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

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余玉笋空中见，

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

遥从海外数中原。

该借五指山的雄奇秀丽，寄托自己的胸襟抱负。该诗通篇运用拟人手法，想象大胆、奇特，形象鲜明生动。该诗出来之后，众人多效仿，但没人能超越。现代大诗人郭沫若亦为之心折，在海南省留下“五指山诗上我舌”的赞语。

《海仪》

据史料记载，丘濬宦海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也要忍受他人轻谩或同僚的排挤，曾以《海仪》一诗自况胸襟，诗云：

远观沧海阔，万波总朝宗；

溪壑流难满，乾坤量有容。

潜藏多贝宝，变化起鱼龙目；

自觉胸襟大，汪汪无乃同。

从该诗可见，丘濬的胸襟阔大开朗。前四句看似自然界的景象，实际上是诗人自己的胸怀。

《岁暮偶书》

自进士及第外出为官后，丘濬便极少有机会回到故乡。乡愁成为丘濬一生挥之不去情结。海南省学者王春煜在一篇专述丘濬诗文的文章中称，丘濬的诗作中直抒思乡或相关的有八十篇之多。如丘濬写于1482年的《岁暮偶书》：

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态饱经谙。

同多黑发不曾白，无数青衿自出蓝。

大半交游登鬼录，一生功业付空谈。

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

《溟南奇甸赋》

丘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其实不下于他的诗篇。其散文取材广泛，反映现实，文笔恣肆疏隽，议论深闳，颇受后世文士推崇。备受瞩目的《溟南奇甸赋》，是一篇散文化的赋，乃丘濬的长篇巨制，称得上俯视千古的雄伟诗章。文中采用问答对话体，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而赋的铺排和骈偶的杂用，更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文采，令人读了别有一种新颖巧妙之感。

剧作

丘濬还是一名剧作家，曾写了《伍伦全备忠孝记》（简称《伍伦记》）《举鼎记》《投笔记》《罗囊记》和《龙泉记》，但《罗囊记》和《龙泉记》已经失传。据《琼剧志》介绍，明末清初，有人将丘濬的《投笔记》和《罗囊记》改编为方言土语唱本，在青楼唱演；海南省木偶班，也曾用土戏腔调演出。清代咸丰六年（1856年），有人在府城西门创办“鼓城楼剧本承印社”，丘濬的剧本《投笔记》也在印刷之列。丘濬很喜欢戏曲，相传有一次他奉命南巡时，在江浙等地观看了海盐、余姚、昆山和弋阳四大声腔为主的南戏，大开眼界之余，回京还向成化朱见深说起四大声腔的演出盛况。朱见深听后大喜：“江南犹有如此绝艺，朕不曾听过。”于是下旨让四大声腔进京演出。

教育

学习的书屋

明成化八年（1427年），大学士丘濬自己花钱在府学宫（旧址位于海口市府城文庄路的海口市琼山中学校园内）明伦堂后面修建了一间石屋，用来收藏他从京师带回送给府学的各种典籍。据说，海南省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读书学习。

学生

王佐，诗人。

陈繗，进士。

蒋冕，曾任嘉靖初年内阁大学士。

史籍记载

《明史·卷一八一·列传第六十九·丘濬传》

何乔新撰《太学士丘文庄公墓志铭》

《朱祐樘实录》

价值影响

经济影响

他具有独特的经济思想，他的《大学衍义补》首开经济思想。革新了以明理学为主导的思想，引赴了务实浪潮。丘濬经济思想的产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明代中晚期，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逐渐增加，地租逐步上涨，农民越来越贫困；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同时显现的，是城市商业加快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丘濬的经济思想，鲜明地反映出上述时代特点，也显示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如提出“自为”，要求突破某些束缚以谋求发展。丘濬的经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有些方面时至今日仍对人们有启迪意义。比如，他提出“立政养民”的财政主张，对促进生产和改善民生产生深远影响，他重视财政，注重培养财源；他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时，能够比较好地将两者统一起来；他著《大学衍义补》的目的是讲求治国平天下之道，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涌现的诸多矛盾。

文学影响

丘濬关于“诗出乎天趣自然”的创作主张，可以说开创了一代诗风，迄今五百多年，尚为中国诗界奉为诗的最高境界。

价值意义

丘濬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被朱祐樘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其留下的诸多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丘濬的家国情怀、廉洁品质、探索精神、民本思想等，具有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和鲜明的时代价值，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有深刻的激励和启示。挖掘和弘扬丘濬文化价值意蕴，不断厚植文化自信的历史根脉，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举措，也是新时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强大精神动力。

后世纪念

丘濬墓

丘濬的墓地，位于丘濬老家金花村（今海口琼山区金花村）十余里外的“五龙池之原”。丘濬墓由工部进士陈元督造，耗时四个月完成，规模宏大，规格很高。丘濬墓园入口处有一面影壁墙，上刻有“麒麟奔日”图案。走进墓园，可见“理学名臣”石牌坊一座，过了牌坊便是神道。神道最前面有石华表一对，接着是石翁仲、岩羊、石狮、石马。

神道的尽头，就是丘濬墓。丘濬墓按明朝规制建造，主墓高坟呈天圆地方八角形。主墓前立一墓碑，碑上刻有“双龙飞舞”图案，两旁刻有松花、丹顶鹤、祥云等图案。碑面上端刻“皇明敕葬”四字，正中刻“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诰封正一品夫人吴氏墓”，下方自右向左署：“钦差督造坟茔工部进士陈元，钦差护送行伺行人宋恺，钦差斋文行人司行人奚自，钦差书册太仆侍卿姜立纲，弘治丁巳年三月清明节日立。”

皇帝谕祭碑立于丘濬墓园石翁仲前，碑的正面刻“普天诰命”，碑的背面刻皇帝谕祭文。民国《琼山县志》记录了丘濬墓的《谕祭文》：“惟卿早擢高科，历事累朝，博学能文，名文允昭。简在朕心，置卿近密。入告谋猷，每多裨益。胡为婴疾，竟尔告终，爰念往劳，深恻予衷。特颁恤典，有赠有谥，给驿还丧，并赐葬祭。君臣义笃，始终克全，卿灵如在，其歆鉴焉。”

《丘海里墓记》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饶平县人陈沅利用“随军防琼，留驻海口”的机会，实地考察了丘濬墓，随后写成《丘海里墓记》，此文描述了当时丘濬墓的样子：“林木既尽，有双石狮立道傍。侧首南望，即见丘公之墓。倚阜北向，中洼前突。洼处已辟成田，淖不能越，石华表阮翁仲虎马，有欹有倒。御碑高约五尺，周绕云龙，额篆沈阳市诰命，中刊谕祭文二道。下无赑屃。石坊二，前圮后存。”

1979年清明节节，许多丘（邱）氏后人聚集在水头村，举行了丘濬及吴氏骸骨安放仪式，并简单重修了丘濬墓，重新堆起墓冢。1986年，海口市拨款重修丘濬墓，修复主墓、碑记、石香炉、神道、石牌坊。1996年，丘濬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已建成丘濬文化公园。2005年海口市设立文物局，履行管理丘濬墓、丘濬故居、海瑞墓等古迹文物的职责。

丘濬文化园

海口市丘浚文化公园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区的丘浚路，园区占地面积达53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公园以丘濬事迹和精神展示为主题，包含丘濬墓、园林、五龙池、陈列馆四大区域，是集陈列展览、保护研究、休闲旅游、多功能开发为一体的公益性休闲文化公园，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丘濬陈列馆内陈列着象牙笏板、缠枝花卉纹碗、铜镜等明清文物，象牙笏板为镇馆之宝。此外，丘濬最重要的著述《大学衍义补》也陈列其中。

丘濬故居

丘浚故居位于金花路三巷9号，院门口悬挂着由国家文物局著名古建筑专家、书法家罗哲文题写的四个大字“丘浚故居”。丘濬故居占地面积达675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为210平方米。据谱志记载，该故居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规模最大时曾有“丘氏十八屋”之说。丘浚故居现存“可继堂”和前堂两进，前堂面阔3间，进深4椽，单檐硬山式简板布瓦顶，通高4米，可继堂面阔3间，进深13椽，单檐硬山式简板布瓦顶。可继堂厅堂正中间有一尊金色的丘濬塑像，两边分别挂着“忠厚传家久”和“诗书继世长”的楹联。在海南，丘濬故居是现存的工艺水平最高的砖木结构建筑之一。1996年，该故居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丘濬陈列馆

丘濬陈列馆在丘濬墓边上。该陈列馆展现了海南省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风格，馆内展出内容分为“出生海南”“仕途之路”“位极人臣”“槐荫书屋”“理学名臣”“情系家乡”“魂归故里”“缅怀前贤”八个单元，每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展示丘濬的传奇人生。丘濬陈列馆内陈列着象牙笏板、缠枝花卉纹碗、铜镜等明清文物，其中象牙笏板为镇馆之宝。此外，丘濬最重要的著述《大学衍义补》也陈列其中。

景贤祠

明正德年间（1506-1520年），丘濬的故土之地被赐修“景贤”聂氏宗祠以表其功，流芳后人。

琼台书院

琼台书院创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四十九年（1710年）年间，由时任海南最高行政长官，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兼提督学政焦映汉为继承海南名人丘濬和海瑞之文章气节而创建，为官办府立书院、海南省最高学府，是古代海南人士登科入仕的必经阶梯，在清朝近200年的书院时期培育了近200名进士和举人，被誉为清代海南进士的摇篮。1902年秋，琼台书院正式改为琼州府中学堂，开始了海南的新式教育。1906年改称琼台师范学院堂，期间革命思潮传入海南，琼台成为培养琼崖早期革命领导者的摇篮，是当时琼崖最高学府。民国成立后，琼台改名为琼崖中学。1913年秋，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在学校附设师范班，中学与师范教育并行，琼台也由此正式开启师范教育之路，是海南省最早响应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党团组织的地方，培育了中共琼崖党政军的创始人和不少早期领导人，被誉为琼崖革命思想的摇篮。徐成章烈士墓、杨善集、王文明、冯平、周士第、谢飞、王海萍等一批琼崖革命先驱从这里走出，留下了许多革命故事。1920年9月，琼台改办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简称六师），这是海南第一所省立师范学校。

琼台书院博物馆位于琼山区府城街道中山路琼台师范学院内，依托琼台书院遗址创设，占地面积7858平方米，建筑面积2860平方米。院内有奎星楼一座，于1994年11月被评为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坐北朝南，整个建筑群三进三庭，奎星楼为书院主楼，院内古楼、碑记、楹联、壁画、古树等人文自然景观。二进东廊设有“琼州文脉：琼台书院历史文化展”。二进西廊特别设有“琼台：琼崖革命思想摇篮”主题展，介绍了琼台师范学院在琼崖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琼崖革命先驱的贡献。三进院内有奎星楼一座，乾隆十八年（1753年）建，砖木结构、绿色琉璃瓦顶、面阔三间，二楼中梁正中悬挂一匾，上书“进士”二字，楼前有白梅、柿子树。

文庄路

文庄路，东起琼州大道，西止中山路，长650米、宽24米。明代始建，称为府前街；清代改称道前街。古代琼州府衙、府学宫所在地，是府城的主要道路之一。1926年扩建街道后，为纪念著名乡贤、理学名臣丘濬，用其谥号文庄命名。在文庄路的东端有文庄天桥，而文庄社区、琼山文庄第一小学都在此地。这些名称，都与丘濬有关。

丘海大道

丘海大道是海口市区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原名“疏港大道”，路旁有丘濬墓、海瑞墓，为了纪念丘濬与海瑞，相关部门将这条路的名称改为“丘海大道”。丘濬墓附近的另一条道路，则被命名为“丘濬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丘海大道进行改造升级，成为串联海口与三亚、联动海南中部五县市的交通大动脉。截至2025年6月，南北两端的升级初见成效，北端秀英港的客运过海业务于4月16日迁移至新海港；集装箱货运功能依据交通运输部与海南省政府联合批复的《海口港总体规划（2035年）》秀英港区集装箱货运功能将全面转移至马村港区。丘海大道南端（椰海大道——绕城高速段）市政化改造，依据《海口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1-2035年）》及具体项目实施方案，改造路段全长约3。6公里，已纳入“十四五”规划，涵盖交通、排水、景观等综合提升。

丘公塘

丘濬的墓地位于“五龙池之原”，五龙池又被称为“丘公塘”。历史上五龙池也是琼山西郊重要的水源地。明清时期，五龙池水源丰沛，有一条溪流从五龙池流出，奔着东北方向流入大海。如今，溪流已无从寻觅，但作为源头的五龙池还在。五龙池因丘濬而有别名，现在水头村、滨涯村一带的百姓仍习惯称五龙池为“丘公塘”。

丘濬井

在水头村丘濬墓附近，有一口“丘濬井”。丘濬井又称“丘公泉”，是一口明代开凿的井，相传与两公里外海瑞墓边上的“海公泉”同期建成，形状、构造颇为相似，人称“丘海双泉”。清光绪年间曾立碑纪念丘濬井，现原碑已毁，碑文失传。”

丘濬学校

丘濬文化公园的旁边建有“海口市丘浚学校”，学校秉承丘濬的教育遗志，为海南省培育人才。海口市丘浚学校创办于1953年，地处海口市丘浚路167号，是一所以明代“理学名臣”，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丘濬先生命名的六年制义务教育小学，是秀英区城区直属学校。学校占地14亩，有38个教学班，学生2000余人，教职工126人。

琼剧

丘濬的形象也出现在琼剧中。琼剧《丘濬变奏》颇受本地观众喜爱。该剧大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明赵昚时期，官场风气不正，昏官当道，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丘濬针砭时弊，上奏请皇帝加以整治，但孝宗听信昏官的谗言，不予理睬。丘濬认了一个名叫“刘宝珠”的义女，她才貌双全，武艺高强，后来女扮男装参军，因战功赫赫被封为将军。刘宝珠嫉恶如仇，在获得昏官王元源、龙江风贪污腐败、克扣军饷的罪证后，告状遇阻。后来，她与丘濬商议，决定借太子选妃之机进宫。在铜殿上，刘宝珠被选为太子妃，随后联合丘濬，当众拿出证据揭露昏官恶行，孝宗皇帝如梦初醒，严惩了昏官，并采纳了丘濬的治国主张。此外，《才子丘濬》《丘濬》等琼剧也经常在海南城乡的舞台上演。这些琼剧曲目的故事不尽相同，但丘濬都以清正廉洁的形象出现。

人物评价

岁月流转，丘濬的时代早已远去，丘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但他留存于世间的，不但有“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的灵秀诗句，更有其超越时空的思想，直到今天还滋养着人们的心灵。（海南日报评）

其水平领先欧洲二百年（梁启超评）。

盖文庄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评）

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名臣录》评）

岭南四杰。（同朝人何乔新评）

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时任内阁首辅徐溥《谦斋文录》评）

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钱谦益《列朝诗集》评）

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

浚廉介，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赞曰：丘浚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为勤矣。（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丘浚传》评）

濬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

转移文运之功。（清代学者梁章钜评）

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列宁评）

纵观丘濬一生，他真正做到为官清廉，济世为民。虽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但克勤克俭，朴素简约，身体力行，堪称表率。在古籍志书记载的史料以及在民间流传的佳话轶事中，都能看到丘濬一代贤相的形象。（腾讯新闻客户端评）

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

趣闻轶事

家风轶事

7岁那年，丘濬之父丘传去世，祖父丘普伤心之余而自题“可继堂”匾额，并书联“嗟无一子堪称老，喜有双孙可继宗”。据丘濬在《可继堂记》中所言，祖父将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丘濬兄弟两人身上，希望兄长丘源“承吾世业，学为良医，以济家乡”，丘濬则“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正如祖父期待的那样，丘濬从小“惕厉自持，不敢失坠”，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代名臣。丘濬母亲李姓出身士绅之家，知书达理，年轻丧夫，后守节教子，时时“课其学业”，从不倦怠。即便丘濬已在京为官，丘母仍不时致书，“戒谆谆以忠谨，图报国为言”。在这种家庭教育的熏陶下，丘濬一步步成长为儒学大师。

丘濬和他的夫人吴氏也继承了这样的家风，严于教子。丘濬的长子丘敦，入读太学，著有《医史》；次子丘京，以父荫补中书舍人。丘濬第20代嫡孙邱仁义告诉记者，丘濬夫人吴氏自甘淡泊，安于乡居，长子丘敦去世，她前往京城把孙子带回海南，路途上官吏们纷纷借机送礼，她一律严词谢绝，成为佳话。丘敦子丘㽦，以祖荫补尚宝司丞；丘㽦子丘郊继其官，事祖母及母以孝闻。丘郊与弟丘祁友爱尤甚，祖业有膏沃者让诸祁，祁不肯受，“宗党皆多其义”。丘郊子丘振为例监生，六世孙丘承箕，郡庠生，史称其“博洽经史，笃于彝伦，事嫡母菽水承欢。”明末，丘濬七世孙丘尔榖、丘尔懿均为举人，官至县令，重编丘濬《琼台会稿》。丘氏本支，传至数代，仍是书香世冑，奉儒为业，清廉自守。纯厚家风不仅孕育“中兴贤辅”，而且泽及子孙。其严谨的家风不仅对丘濬在为官为学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更使其家族甲第延绵七代之久。

堂号故事

丘浚故居现存“可继堂”和前堂两进，前堂面阔3间，进深4椽，单檐硬山式简板布瓦顶。可继堂明间摆放一张八仙桌，桌子后面有一座神龛，上面放置一只香炉，后面矗立一尊金色的丘濬塑像。塑像两侧贴着“忠厚传家久”和“诗书继世长”的楹联。其左右次间则是卧室兼书房。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丘濬就诞生于这座“可继堂”中。丘濬揭示堂以“可继”命名之由来。丘濬生父早逝，丘濬时年七岁。“先祖平生只生一子，上无伯叔，旁无兄弟群从。推而远之，亦无宗族。茕茕然仅二孙存。上系宗祀之重，如一丝置引千钧也。”丘濬的祖父遭逢家道变故，痛失独子，哀痛至极，对两个孙子寄予厚望。他手书两句:“嗟无一子堪供老，喜有双孙可继宗。”祖父做在堂上，指着长孙丘源说，你以后负责在家祭祀祖宗，继承祖业，做一名良医。又指着丘濬说，你要创立门户，拓展祖业，显达时做一名良相，以济天下。这时的丘濬仅仅六岁，而兄长也才九岁。兄弟两人似乎没有完全弄明白祖父这番话语的含义。丘浚成名后，追念乃祖对他们兄弟的期望，明白了此联的深远用心，于是请来京中名家写了“可继堂”三个大字，寄回在家接祖职行医的兄长丘源。丘源敬请名匠，将字制匾挂在正屋的门斗上。丘浚就此写了一篇《可继堂记》，将堂名原由详细申白。这篇记文，充满了丘浚追及先人、不忘根本和对后辈殷切期待的激情。丘浚长子丘敦还将文勒石树于堂隅。从此，可继堂名传遍天下，余韵至今。

阁僚逸事

被前阁老刘吉误会

刘吉之所以被踢出内阁，是因为他耍手段阻挠孝宗皇帝的“家事”，与丘濬全无干系。而刘吉此人的“为官之道”早为当时朝野人士所不齿，他做官专为混日子，四面讨好。在朱见深（孝宗之父）时，他与万安、刘珝同为内阁成员，安为首辅。三人专务吃喝享乐，尸位素餐，国家大事由太监汪直专政把持，内阁成为虚设，故人称此三人为“纸糊三阁老”，孝宗早就无意留他。然而尽管这“纸糊三阁老”的所作所为常引起公愤，遭到言官的弹劾，但这个刘吉惯来圆滑善变，你越弹，他越升官晋爵，孝宗即位后，尽管并不看好他，还是能够留任，真是像棉花一样，越弹越发。所以在这之前，早就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刘棉花”。后来，刘吉打听得起这绰号的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国子监老生员。而凑巧的是，当时丘濬官居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即国家太学校长），因此刘吉便怀疑讥讽他为“刘棉花”一事定出于丘濬的主谋。但丘濬为官清廉正直，若想找他的茬子，实在是无懈可击，于是“啃不动硬的，专挑软的捏”，以他大学士的权势，奏请李纯皇帝下诏，今后凡是三次考试不第的举人一概不许再试。不仅如此，还借机大整那些与己不合的朝中大臣。这些行为，都是丘濬亲眼所见，当然与他水火难容。刘吉既以对联侮辱丘濬，可是他还未离开京城，也有人给他送了一副对联，道是：“泥塑纸糊，全没心肝如木偶；弓弹椎碾，更无骨节似棉花。”因为当时，除了“纸糊三阁老”外，社会上还有“泥塑六尚书”之讥，所以谓之“泥塑纸糊”。刘吉看到这副与他针锋相对、入木三分的讥刺对联，可说是气急败坏，又怀疑是丘濬这个“南蛮子”所为，但罢官在即，大势已去，也只有干瞪眼而已。

与同僚刘健君子之交

据《明史》所载，弘治四年，与丘濬同时入阁的还有洛阳市人刘健。刘健其人，与丘濬一样，博学多识，闭户苦读，处事稳健，人称“木强”（意即刚强不屈）。他与丘濬一样都是因为参与编修《宪宗实录》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又是因此而先后进入内阁。但此前，丘濬还参与编修《英宗实录》，那时他还只是个“侍讲学士”，却在编修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刚正不阿的耿介气质。当时参与编修的某些人为讨好宪宗，主张把被朱祁镇（宪宗的父亲）处决的民族英雄于谦作为“叛逆奸臣”写进实录中。丘濬力排众议，坚决抵制于谦是“叛臣”的诬陷之辞，公开置辩：在“土木堡事变”后，若没有于谦的誓死拱卫北京，大明的江山早就岌岌可危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何还要让于谦来背这“叛逆”的黑锅？由于他义正词严的置辩，最后没有将这种诬陷之词写入《英宗实录》。这一史实，说的是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听信宦官王振的怂恿，轻率出兵，被瓦剌部首领绰罗斯·也先俘虏，其后，北京被围，明朝面临亡国之险。兵部尚书于谦受命拱卫京都并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珏为朱祁钰，击退了瓦剌部的围攻。不久，朱祁镇被也先释放回京，却在亲信徐有贞等的策动下，发起“夺门之变”，废了景泰帝，重登帝位，改元天顺元年，并在徐有贞等人的唆弄下，诛杀了护国有功的于谦。刘健是英宗改元后，于天顺四年中进士的，对这段史实应十分清楚，对丘濬为于谦辨白的事也应是明白的，是否同意丘的观点另当别论，但对丘濬的为人从此应有所了解。丘濬生性耿直，遇事认理不认人。他对刘健的好学深思颇有好感，所以两人在内阁相处，还没有听说过像与刘吉那样的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明史·丘濬传》说他们两人有时因某些时政问题在朝堂上强辩不休，各不相让。有时争到激烈之处，丘濬甚至将官帽子掷于地上，表示即使不做官也要坚持真理。但争论归争论，私下里两人也没有像与刘吉那样誓不两立。有一次刘健对人说：“丘仲深（丘濬的字）有一屋子散钱，但没有串钱的绳子。”意思是说丘濬虽然学问广博，但缺乏系统，散乱无章，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多。丘濬听到后，也不谦让，立即反讽道：“刘希贤（刘健的字）有一屋子串钱的绳子，但没有散钱。”意思是刘健处事虽善于抓住要害，善断多谋，但见识不广，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两人可谓各有所长，都见到了对方的长处和短处。丘濬与刘健在内阁相处的时间不长，弘治八年（1495年）丘濬逝世，此后，刘健还在内阁任职，一直是赵昚皇帝所倚重的能臣。

与老臣王恕的恩恩怨怨

在弘治内阁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王恕。王恕是陕西三原人，年纪比丘濬大。孝宗即位时，王恕本已退休致仕，但念及他在宪宗朝执掌吏部的功绩，特亲自下诏请他还朝。作为“三朝元老”，王恕确是有功之臣。他执掌吏部期间，为朝廷选拔了许多能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人脉”极厚。但晚年还朝之后，却有点“功德圆满，傲然自恃”的情怀。每天上朝时，都是他在皇帝面前首先奏报，别人都等候他讲完才开腔。他对丘濬的入阁似乎很不满。虽然他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一贯也讲原则，不许人行贿买官，但看到丘濬却从不因为他身居吏部而对他有丝毫亲近附和的表示，反而在朝政问题上有时不惮与他争辩是非曲直，让他感到被轻忽挑战的味道。故此两人从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弘治六年，王恕主持吏部考核天下群吏，决定罢黜二千多人。丘濬上奏反对，认为这其中有的官员上任还不满三年，如果没有贪污渎职等行为的话，不应统统罢黜。结果皇上准奏，经过认真考察，留下九十多人。王恕因此觉得很没面子，益发恼怒丘濬。但丘濬入阁不是走王恕的门路，而是孝宗皇帝亲自下诏选定的，所以对于王恕的迁怒不以为意。而王恕的门徒们却造谣说这九十人中有丘濬修《宪宗实录》的同僚，希望通过丘的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却被王恕刷掉了，所以丘才发难；又造谣说，丘之所以能入阁是因为向皇上进奉一种“阁老饼”，皇上吃了喜欢，才提拔他。刘健丘濬对这些流言一概不予置辩。又有一太医院判名刘文泰，曾经请托王恕关照自己的升迁问题，但达不到目的，心存怨愤。刘经常到丘濬家看病，关系甚密，从丘濬处了解到王恕退休在老家时，曾让人刊印了一本《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广为流传。刘文泰弄到该书读后认为该传中，王恕自比为周公，“彰一己之善，显先帝之过”，失人臣之礼，于是写成奏章，请被王恕除名的御史吴祯帮忙润色，连同本书一起告到皇帝那里。王恕急忙为自己辩解，并声称刘文泰的奏稿出自丘濬之手，希望一并追究丘濬之责。孝宗下诏将刘文泰逮捕入锦衣卫狱审问，才知道实出自吴祯之手，与丘濬无关。孝宗因上述种种问题，于是对王恕有了看法。而王恕本想借此机会扳倒丘濬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而恼怒在心提出要退休致仕。孝宗马上就批准了，并且不按惯例给予他应有的待遇，算是灰溜溜滚回老家去了。但王恕门徒众多，而明代的官场风气“不务举贤进能，又不平心静气，而专务于分门立户，各怀偏见”（《明史·邹元标传》），所以丘濬在这件事上一直处于被指责的尴尬地位，连清代的纪昀在评价他的《大学衍义补》一书时竟也说他“相业不可称”，“其人不足重”，显然是不顾史实的过分贬抑之词。

下葬轶事

《中华丘氏大宗谱》中记载了丘濬下葬时的一件轶事。据传，下葬当日，风和日丽，琼州府许多官员都来参加葬礼。当葬礼即将完成时，突然从府城方向飘来一大片乌云，待近时却是数千只乌鸦。民间传说乌鸦是鬼魂之鸟，因此两周王陵里的人都吓得跑光了。这群乌鸦围绕着丘濬坟茔盘旋不止，哇哇叫声如泣如诉。约两个时辰后才恋恋不舍飞离，不知所踪。当地乡亲议论纷纷，认为这是由于1434年琼州大饥荒期间，丘濬祖父乐善好施，不但施粥赠茶还乐捐坟地，年幼的丘濬在每年清明与祖父一起祭拜这些亡魂，因而受阴间孤魂感恩前来送行。500余年过去，这起流传于民间的轶事已无从证其真假，但丘濬乐善好施的故事却实实在在留存世间，海口市秀英区石头山镇施茶村就是佐证。

捐建事件

捐建凉亭

《琼山县志》记载，返琼葬母期间，丘濬随风水先生寻找葬母的风水宝地，他来到石山一带勘察地形。当时，施茶村附近是连接府城与澄迈县的官道中点，途中商客学子络绎不绝，但这里却是一片荒芜，炎炎烈日之下，行路的人们找不到一处休息喝水的地方。丘濬见此情景，心生怜悯，于是捐资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凉亭，又雇人长期在此烧水施茶，普惠路人。

捐建书社

丘濬回乡为守孝期间，还将自己多年的俸禄都捐献出来，为乡里的孩子建立了一座石室书社，并写下散文《藏书石室记》，记录了自己当年与母亲对对联、切磋文采的情景，言真意切，感人至深。

布衣卿相

丘濬清廉不苟取，所居府第低下狭小，四十年不换。丘濬在返琼葬母前，从京城购回了几十箱书籍，在把书籍进行装船时，一些与他“结怨”的官员认为箱子中装的应是金银财宝，就派兵开箱检查，而搜查结果却让这些官员大失所望。丘濬去世以后，遗物只有皇上恩赐的物件和多年的藏书，他所留下卷帙浩繁的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百里借《汉书》

“丘濬百里借《汉书》”是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丘濬十岁时，奔赴百里之外借《汉书》的事。这一故事，显然并非胡编而来，丘濬在《藏书石屋记》中也记述了百里借书之事。丘濬年少时嗜读，为他日后成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奠定了基础。

怒打和尚珊

宋朝时，中丞丘浚年经时去拜见一个法号叫珊的僧人，珊显得特别傲气。丘浚刚来一会儿，当地州官的子弟也来拜访，珊却下了台阶去迎接，显得非常恭敬。丘浚感到不公平，便问：“和尚迎接我时傲气十足，而迎接州官子弟时怎么如此恭敬，”珊答：“出去迎接实际上不是真接，不出去迎接才是真接，”丘浚勃然大怒，站起来就打珊，并说：“打了实是不打，不打才是真打。

乐善好施

丘濬的乐善好施其来有自，永乐年间，琼州临高一带瘟疫流行，哀鸿遍野，丘濬的祖父丘普当时任临高医学训科（训科为明代各府州县专司医学的官员），他出钱请人埋葬尸体并清理现场，防止瘟疫扩散，当地百姓为之感动，广为传颂他的善行。